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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混乱的根源在于国内政治失衡

19-07-09

2019516日,英国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学者Peter TrubowitzPeter Harris就美国近两年来较为混乱的外交政策事务联合发表评论文章,文章认为过去七十年来美国一直是国际政治的主导者,但当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耗尽美国多年来积累的影响力,而导致外交政策混乱的根源在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失衡。以下是该文章的全文翻译,供参考。

美国拥有巨额财富和强悍的军事实力,但极端党派主义正在耗尽美国的“可用力量”。

在过去的70年当中,美国一直主导国际政治。当前美国能否再续辉煌,还是说美国的统治时代即将完结?大多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将答案集中在美国的相对权力上,即美国与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之间物资能力的平衡。然而,目前美国领导层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并非来自外国竞争对手,而是来自美国日益失调的国内政治。

当前美国正受困于“可用力量”的短缺。虽然与竞争对手相比,美国的军事实力相对稳定,但美国总统利用国内政治能力使国家的巨额财富和力量产生国际影响力的能力却正在下降,并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美国可用力量不足的境况并非始于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但在他的任期内,这种不足越演愈烈。

总统们的“可用力量”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赢得广泛选民支持其外交政策计划。从历史上看,总统们主要依靠三种方式来获得公众支持:国会两党合作,领导人设定辩论内容以及制定包容性经济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三种方式都在推动公众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上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今天,这三种方式都变得“供不应求”。

冷战期间,两党合作是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准则。民主党总统可以依靠国会中温和的东部共和党人的支持;共和党总统则依靠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的支持。国内选民常担心总统的党派动机,但他们发现这种两党共同提供支持更令人放心。

美国的海外盟友也这样认为。他们担心,在没有两党共同支持的情况下,如果在野党控制白宫,执政党总统所做出的国际承诺将被忽视甚至推翻。

冷战结束后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外交政策的制定变得越来越党派化,也越来越不稳定。即将上任的总统不断寻找机会不履行前任总统做出的承诺,这在冷战期间是极少发生的。

乔治·W·布什政府退出了关于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并反对《罗马规约》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巴拉克·奥巴马政府结束了美国的伊拉克行动。唐纳德·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放弃了《伊核协议》。也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相对力量并没有太大变化,但这些例子表明,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和做出承诺的意愿有所下降,同时别国对美国国际声明的信任度也在下降。

如果说极端党派主义导致美国的承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降低,那么缺乏对美国国际目标的共同看法就使国内两党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为了建立长久的两党联盟,总统就必须组织全国对话,使选民相信美国政府的首选国际政策将加强国家安全并增加经济机会,同时使美国的政治对手难以发起有效挑战。

冷战期间,总统在组织关于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辩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国家安全面临“明显危机”,这使得美国能够出于国家安全和反共产主义目的,建立并维持一个由美国主导,同时影响广泛的国际秩序。

但这种做法也导致了某些形式的极端主义(如麦卡锡主义)和额外的副作用(如越南战争)。与此同时,它在两党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国际主义基础,并赋予总统极大的自由权利,来推进国际主义事业。

冷战结束以来,总统们一直在努力争取国内支持其外交政策。在没有苏联式威胁的情况下,比尔·克林顿,乔治·W·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发现他们努力为国际主义注入新的活力,却受到党派分裂和公众压力的影响,只能“减少参与国际事务”。越来越多的公众对全球化的幻想破灭,情况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幻想的破灭与美国的(非)包容性增长问题有关。

曾经有一段时间,总统们都确信他们的外交政策为普通美国人带来了经济红利。泰迪·罗斯福的“公平交易”政策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都将国外的宏伟战略抱负与国内的利益分享政策联系起来。冷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也都是如此。总统和立法者都提倡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如军事准备、自由贸易、外国援助等等都是安全可行的,而且大多数经济部门和国会选区都将从政府行动中受益。

但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对国际主义的支持就已经开始减少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监管缺失,税收降低,反工会政策和去工会化以及少数人获得更高利润,都导致了许多人的经济保障下降。随着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新自由主义议程的成本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美国人都认为全球化不再是改善个人生存情况的方式,而是加剧收入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性的根源。

201611月,美国选举出了一位公开反对国际主义的总统,而此前坚持国际主义的后果也开始显现出来。

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触动了美国人的经济焦虑。 但是这一政策基本不可能弥合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之间,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以及国际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分歧。

虽然特朗普对移民的尖锐立场对他的支持者来说具有吸引力,但却不受大多数选民的欢迎。相比之下,他所坚持的经济民族主义更受欢迎,但民意调查显示,即使特朗普在美国农村地区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重新审视他与中国的贸易战。与此同时,在特朗普政府治下,华盛顿的党派偏见已经上升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美国的外交政策机构能否重回正轨?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中国或者俄罗斯。

美国外交政策效力的下降,其根源在于美国的国内政治。想要恢复美国的“可用力量”就需要在国内进行政治上的准备工作:建立两党间的沟通桥梁,树立将国家优先事项与外交政策相联系的包容性政治愿望,以及承诺制定更公平的促进经济增长和再分配的政策。可以肯定的是,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曾经的总统们都成功地度过了这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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