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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保护主义谬论的真相

19-08-06

2019年7月18日,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专家帕纳加里亚(Arvind Panagariya)撰文,从五个方面揭穿贸易保护主义谬论的真相。文章认为,那些似是而非的贸易保护主义诡辩,实则经不起推敲,并提出有力论据予以反驳。以下是该文的主要内容,供参考。

早在170多年前,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就在其着作《经济学诡辩》(Economic Sophisms)中明确表示,“反对自由贸易的立场是错误是,或至少是似是而非的”。到后来,亚当·斯密在其着作《国富论》中成功地将自由贸易理念取代了重商主义信条,但时至今日,仍有许多自由贸易的批评人士反复不断地质疑自由贸易论,并提出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加以印证。自由贸易的提倡者不断摆出各种依据予以反驳,并且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开始逐步接受自由贸易理念,但对自由贸易的质疑声仍不绝于耳。

近日,最典型的案例要属美国对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以及印度对一系列特定的产品加征关税。这种做法最核心的一个观点是,通过采取选择性的保护措施和产业政策,可以产生比采取自由贸易和竞争政策更好的效果。近几十年来,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他们通过分析东亚“四小虎”(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在二战之后以及中国近几十年来采取的保护措施和产业政策,对这些经济体的“成功经验”予以解读,试图证明保护主义优于自由贸易。

系统性证据表明,正是自由贸易而非选择性的保护措施和产业政策,才是推动这些经济体实现奇迹般增长的成因。正如巴斯夏所言,那些反对自由贸易者的观点多半是似是而非的,并且那些保护主义者提出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是不存在的,相反,诸多实证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度与人均收入水平存在正相关性。

一、简要历史回顾

二战结束后,经济界和政策界人士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工业国家的经济复苏需要彼此之间不断开放对外贸易。同时,那些刚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得到保护,通过将国内产量替代进口制造(称为“进口替代”),以此实现工业化。前者催生了《关贸总协定》(GATT),使得各个工业化国家之间逐步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后者为授予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提供了依据。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这些国家可以不受约束地对本国产业实施保护。

这种“进口替代工业化”(ISI)的理念对于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初级产品,而这些产品的出口无法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因为这些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和“价格需求弹性”很低。较低的“收入需求弹性”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化国家的收入增长将会改变对这些产品的全球需求,因此改变这些产品的贸易条件。较低的“价格需求弹性”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增加投资或提高生产力以此来扩大出口的努力将会导致初级产品的价格大幅下滑,致使出口收入减少。

上述这些逻辑上正确的论断使得经济界和政策界人士得出结论,要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工业化,因此需要保护主义。“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也应运而生。二战结束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开始拥抱“进口替代”政策。只有中国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采取了自由贸易的政策。

上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的国内政策有所转向,这些国家面临着在“进口替代”和“出口扩张”之间做出抉择。在认识到本国有限的国内市场之后,这些国家选择了“出口扩张”的政策,国家经济逐步向外向型发展。这种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内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增长,生活水平大幅改善,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西方工业化国家一个世纪的水平。

但是这些经济体取得成功的背后,其理论模型存在一个关键的缺陷,即只存在初级产品和工业品两个部门,并且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实现工业化的唯一路径就是“进口替代”。东亚“四小虎”的成功经验表明,工业部门并不是一个“单一体系”,而是由许多产品构成的“集合体”,其中一些是劳动密集型的,另一些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对于劳动力资源充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以通过专业化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从而实现工业化。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早期,充斥着大量关于东亚“四小虎”经济体与“进口替代”国家(如印度、墨西哥、埃及等)之间的比较研究。诸如巴拉萨(Bela Balassa)、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克鲁格(Anne Krueger)以及利特尔(Ian Little)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样,同样渴望贸易开放。在随后的若干年里,这批经济学家致力于通过外向型的经济政策来推动工业化和发展。

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加之当时迫于美国总统里根(坚定的市场开放支持者)的压力,19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强力推动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这种观点也遭到了保护主义势力的强烈回击,他们对东亚“四小虎”经济体的成功经验作了“修正主义解释”。比如,政治学家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和维德(Robert Wade)认为,韩国和中国台湾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那些精心设计的产业政策以及选择性的保护措施所致。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和张夏准后来也发声支持阿姆斯登和维德的观点。

虽然巴格瓦蒂和利特尔等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曾反驳过修正主义人士的部分观点,但仍缺少系统性的论述。这也是本文作者的着作《自由贸易与繁荣》想要尝试解决的一个问题。下文将详细探讨作者试图反驳修正主义人士常用的五个“谬论”。

二、谬论一:1960-1973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份

罗德里克曾于1999年时撰文表示,总体来看,发展中国家于1960-1973年间增长速度最快,因为它们采取了内向型、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2007年,张夏准在其着作中对这一论点予以有力的支持。但是,有三个明显的问题。

第一,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从整体来看,其增速最快的年份并不是在1960-1973年。表1清楚地表明,发展中国家增速最快的年份是在1990年之后。因为从1990年起,发展中国家开始真正拥抱自由政策。或许在罗德里克那个年代还缺乏相关的数据,但到了2007年,张夏准应该不乏这些数据。

第二,如果罗德里克能从具体国别的角度去研究,就会发现,即便在1960-1973年间,经济增长最快的仍是那些拥抱外向型政策的国家。东亚“四小虎”经济体,在1960-1973年间的增速达8-10%。即便像巴西这种经济体量的国家,也在这段时期降低关税,多次采取了货币贬值的政策。

第三,OECD国家在这段时期也面临着较快的增速,这种“上拉效应”部分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但是1990年后,这种“上拉效应”就不复存在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其自身的国内经济政策(如贸易自由化)实现较为快速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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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谬论二:产业政策和选择性的保护措施是东亚“四小虎”经济体取得成功背后的成因

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得到了自由贸易批评人士的强烈支持。但是请考虑一下韩国的经验。如表2所示,1963-1973年间,韩国的年均GDP增速为9.1%,但在1954-1962年间以及1974-1982年间,年均GDP增速分别为4.2%和6.9%。1954-1962年间,韩国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但1963-1973年间则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产业政策从各个部门整体来看是呈中性的。选择性的行业促进政策仅限于水泥、肥料、炼油、钢铁、石化产品等。这种中性的产业政策导致了所有人都预料不到的结果:假发和真发出口大幅增长,从1963年几乎没有,到1970年占韩国总出口的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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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由贸易批评人士宣称是产业政策导致了成功,但他们往往整个忽略了关键的1963-1973年。他们把目光放在了下一个年份(1974-1982年),当时韩国正着力推动“重化工业”(HCI),但是1974-1982年间,韩国GDP的实际增速下降至6.9%。此外,临近1974-1982年末期,韩国面临严重的宏观经济动荡,因此摒弃了“重化工业”政策,转而恢复了中性的政策。这使得韩国的GDP年均增速在1983-1995年间又重新回到了8.7%。张夏准认为,“重化工业”政策无疑是取得成功的,是该政策带来了利润。但这是一种“事后谬误”。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近两位数的年均实际工资增幅,韩国早已成为一个劳动力稀缺、资本充裕的国家。因此,即便没有“重化工业”政策,资本密集型行业仍能较快速地发展。“重化工业”政策实际上起到了加速这一进程、缩短了若干年的作用。

四、谬论三:出口扩张不能催进增长,因为它是GDP加速增长的结果,而非成因

罗德里克认为,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出口扩张是GDP加速增长的结果,而非成因,因此,出口扩张无法催进增长。这里有两点予以反驳。第一,即便国内经济的确带动了增长,这些国家也不可能连续几十年在不依靠大量出口扩张的前提下实现年均8-10%的增速。例如,1965年,韩国的出口仅占GDP的5%,到1972年上升为20%,而同期进口从10%上升为25%。到后来韩国采取“重化工业”政策时,韩国早已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罗德里克犯了一个错误,即出口不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他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将总出口作具体分解。1963年,GDP增速从之前的不到5%增加至8%,那是由于政策转变在先(减少进口替代政策),早在1959年,韩国政府取消了出口商原本对用于出口的中间投入品的关税。到1960年代初期,出口商可以免征间接税。1950年代末期,韩国的汇率被严重高估,后来韩元从1961年1月的1美元:65韩元贬值为1962年2月的1美元:130韩元,使得更加接近市场汇率水平。韩国政府还致力于消除与基础设施有关的(特别是港口)贸易壁垒。

上述这些措施给1960年代早期的韩国制造业出口商带来了十分正面和有益的效果。在1961-1964年间,韩国的制造业出口年均增长87.9%,这一数据比之后任何一个4年期的增长率都要高。同样在1961-1964年间,韩国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21.9%上升为62.3%。总出口在部分程度上掩盖了这种关键的结构性变化。此外,由于在1960年代初期,初级产品的出口表现不尽如人意,因此给人造成一种出口对于经济增长无足轻重的误导。上述情况同样适用于中国台湾。

五、谬论四:出口总量太小了以致于无法作为增长的引擎

罗德里克还认为,1960年代的前5年里,出口占GDP的比重太小了,以致于无法作为增长的引擎。虽然这一观点表面看似合理,但实则经不起仔细推敲。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即便出口总量占GDP的比重小,但“可出口产品”(exportable products)的销量并非如此,它包括出口产品的国内销售。当出口的利润上升,那么出口产品的销售就从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这些产品的国内价格从而也随之上升,使得国内销售也变得有利可图。因此,这种“上拉效应”不仅适用于出口,还适用于出口产品的国内销售。如果出口企业能够充分用好这种规模经济,将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出口。巨大的出口市场使得出口企业快速扩张,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扩大国内销量。

第二,正如巴格瓦蒂指出的,诸如对用于出口的中间品免征关税、免征间接税、解决汇率高估问题等出口激励政策,不仅可以增加现有出口产品的利润,还能增加潜在出口产品的利润。充分的出口激励政策,可以将那些非交易品、甚至是进口产品变为出口产品。例如,韩国的假发和真发出口大幅增长,从1963年几乎没有,到1970年占韩国总出口的10.1%。同样地,1959年之前,中国台湾还没有电机电器设备的出口,但从1960年起一直到1970年,电机电器设备的出口占中国台湾总出口的12.3%。服装与鞋类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1952年的0.8%上升为1960年的2.6%,到1970年则猛升至16.8%。

六、谬论五: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成功经验证明,干预有助于而非损害增长

在维德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书中,他列举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政府干预措施,但并没有系统性阐述这些干预措施最后如何发挥作用,创造了增长奇迹,也没有阐述那些外向型发展战略的作用。他反复提到了政府在特定行业里采取的“战略行动”,但始终没有说明其他国家应该如何借鉴、采取哪些“战略行动”。维德在其书中的观点一再表明,修正主义者在证明其论点时,门槛是非常低的,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当他们被要求回答那些他们不愿回答的关键问题时,总是显得闪烁其词。

当解释中国和印度的成功经验时,维德的观点得到了罗德里克和张夏准的支持。与维德一样,罗德里克认为,中国直到如今还维持了大量的政府干预措施,因此中国的做法简直与贸易自由化背道而驰。张夏准进一步主张,中国和印度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它们不愿意披上自由贸易的外衣。但是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实施的改革开放战略,早已使中国踏上了年均10%的增长轨迹。如果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成立,保护主义和干预措施是成功背后的主因,那么进一步的自由化应该有损增长。但事实恰恰相反,正是通过持续不断的自由化,到后来中国入世,中国才得以维持高增长。同样地,印度也正是由于减少大量的政府干预,才能从2003年起实现年均8%的增速。但到2007年,印度暂停了自由化进程,并且开始重新转向政府干预的政策,使得印度的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七、结论

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贸易开放的力量。1960-1990年间,东亚“四小虎”经济体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做到了西方工业化国家一个世纪取得的成就。1980-2010年间,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更何况中国还有13亿的庞大人口。目前来看,印度似乎也有望复制上述国家的成功经验,只要印度不重回封闭、不自由的老路。此外,上述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同样也适用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必须认真掂量近期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给美国和全世界造成的长期负面影响。应该始终牢记,从中长期来看,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就是对出口产品征收关税,即便美国的盟国不采取报复性措施。但美国的盟国如果采取报复措施,情况将更加复杂和恶化。